传教士和近代西方帝国主义是一伙吗

传教士和近代西方帝国主义是一伙吗

建议放下教科书和新华社等机构宣传的内容，回过头咱们一起考察历史，因为最近二三十年来大陆的学者发掘出许多掩盖的历史资料，我参考他们的研究成果，不能不追问：
传教士和近代西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者）是一伙的吗？

一、人们为何将传教士和西方帝国主义联系在一起？
我们从四个方面来看，这四个方面的因素，苏文峰教授在他的《中国教会史》中已经有详细论述了，我这里简要地复述：

1、传教和侵略中国的时间是一致的[1]
即基督教进入中国和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历史教科书说，自从西方列强打破中国的国门，大批的传教士来到中国。

2、部分传教士言论听来刺耳
比如德籍郭实腊（Karl F.A. Gutzlaff）、美国传教士雅裨理(Ablee)、裨治文（FC Bridgman）确实有发表过言论，说：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和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是“上帝用来打开中国大门的手段”“上帝的旨意将获得推行，而不再受到阻扰”，他们觉得这是一个机会，而不是一个不平等条约。

3、不平等条约和传教条文
比如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确立的《天津条约》确实保护了传教士在华的工作，刚才说了有传教士也确实认为：不平等条约是上帝给他们开路，传教，是上帝开路
其中郭实腊还是南京条约的翻译，英国宁波、镇江的民政官、卫三畏(Samuel W.Williams)1856年还任职美国驻华使馆，帮助签订了中美天津条约，此条约中也写过保护传教的条款。

4、经济交易中的恃强凌弱
民教之间有冲突的时候，中国官府怯列强的武装交涉和上级的训斥，会偏袒传教士，比如教堂购买土地的时候，能以很便宜的价格买到农民的土地，而农民则忍气吞声，确实存在一些不公平的现象，引发不少教案[2]。
一些中国信徒“利用”和“吃教”的动机加入教会，良莠不齐，投靠洋人，仗势欺人等等，不一而足。而教会管理的牧者也是相人失误。

当然，当时的列强主要是通商和贸易关系，而不是宣教，商人比较强势，欺压当地的百姓，盖教堂用土地只是极少现象之一，无疑人们将基督教传入中国和西方列强紧密联系在一起了。

根据以上四项，中国人在情感上反对传教士，因为宣教条约确实有西方列强的公民保护，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加上后来的政治意识形态的需要，进一步炒作，所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基督教进入中国紧密关系，进入了多数中国人的头脑。
能够不受迷惑者，小时候学习成绩很不好的人，不读书的人；或者资讯非常丰富、读书特别多的人。

二、传教士实际在中国的动机和作为

1、时间的一致不过是交叉而已。
基督徒宣教是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很强盛的时候，唐朝和元朝的时候进入中国的，不仅限于清朝末年，唐朝的时候叫景教（635-845年），元朝的时候“也里可温”教（1029-1268年[3]），唐朝和元朝都是当时世界的“列强”。
基督新教（更正教）来华传福音是1807年，鸦片战争的爆发时间是1842年。现在有人说基督新教的中国开创者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年），鸦片战争爆发的时候，他已经过世8年了。现在传说给《南京条约》作翻译的人根本不是马礼逊，而是他的儿子[4]。
另外《南京条约》没有涉及传教士保护条款。虽然郭实腊担任翻译和相关官员职务。
中国人民大学“211工程”的学术研究发现：马礼逊来华传福音是绕到美国后乘美国商船到中国的，因为当时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对传教士在海外传福音有强烈的偏见，认为这些传教士会给他们的商业带来麻烦[5]。

马礼逊来华是1807年9月8日，他是一个没有身份的人，只能隐居广州，按照清政府的规定，不属于商行的外国人不能居住在广州，他想居住在澳门，但是东印度公司禁止非贸易行业的英国人居住在澳门，加上伦敦差会的薪水不够广州生活所需，不得不过着节衣缩食的生活，一年半后接收了东印度公司的翻译职位。在向伦敦差会的报告中，说明了自己担任翻译的理由：“这项任命可以使我居留在中国；其次可以增进我使用中文的能力，有助于我的中文进步；第三，东印度公司会给我年薪，可以减少英国教会对我的经济负担，还可以使东印度公司的大班们，因我准备为公司的利益服务，而解除对传教士们的厌恶”[6]

传教士进入中国是一种很自然的宣教负担，同时也到越南，也到日本，也到南美世界各地。宣教是一种普适性的，全球性的工作，当时的欧洲背景是这样子的：

一方面西方因工业革命，急于对外扩大市场及原料来源，当时的大清帝国认为自己天朝正统，儒家文化传统博大精深，不愿意和夷狄交往，欧洲各国入侵中国是一种政府行为，传教士在全球宣教正如公元两千年前，是一种民间行为，是福音机构的排遣：

17-18世纪德国敬虔主义(Piestis Movement)及莫拉维亚弟兄会（The Moravians）的宣教工作，19世纪荷兰诗人凯博尔（Abranham Kuyper）、瑞士的改革宗教会以及美国的怀特菲特(George Whitefield)、爱德华滋（Jonathan Edwards）、芬尼、穆迪等领导的大复兴、均产生教会及学生宣教运动，例如1888年起美国的学生志愿海外宣教运动（The Student Voluteer Movement for Foreign Missions），在五十年内就差派了约两万名传教士，其中三分之一到中国[7]

2、对于列强入侵中国，基督徒有责任担当，动机多无错误
对于任何事情联系人的责任的时候，我们需要分开责任和动机。基督徒也是人，有人的局限性，圣经上的人从写创世纪的摩西到写启示录的约翰都是有各种缺点的。比如德籍郭实腊、美国传教士雅裨理、辟志文确实有发表过言论，他们只是想传福音给中国人，站在他们本国环境和立场思考问题，发表的言论实在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
即使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也承认这一点。我们承认当时的基督徒传教士对于西方列强入侵中国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从伦理上讲，我们不能单纯看人的责任伦理，也要看人的动机伦理。

我们不排除少数人传福音是扩充他们教会的势力，或者别有用心。但是历史事实是上大多数传教士的动机，希望中国人灵性的复苏，爱灵魂，出于圣经教导基督徒的使命，特别十九世纪的更正教，出于圣灵的感动，拯救灵魂，和商业政治军事不能等同而论的。
打一个比喻，上门服务的电器售后人员，因为他鞋子经过的道路，不小心踩脏了你家的地摊，有没有责任呢？有啊，他怎么不将自己的鞋子弄干净一点呢？他怎么进门不及时换鞋子呢？但是不能说人家来你家的目的就是为了损害你家的地毯。

责任伦理和动机伦理是基督信仰中的一部分，受过基督教影响的德国，对于上辈人发动的二战和屠杀深深忏悔并至今对犹太人的赔偿至少有2000亿美元，德国和以色列也是友好国家，虽然是上辈人做到，但是下辈人继承了政府自然承担上辈人的责任，相反我们的邻国日本还一次次参拜靖国神社，伤害我们的感情。
我们基督徒不否认责任所在，但是也社会人士请思考基督徒的动机所在。

3、不要以偏概全说传教士
过去我们看到的资料是一面倒的资料，都是传教士在中国如何作威作福的。抢占人民的财产，同时谴责基督教的育婴堂小孩死得特别的多，参与制定不平等条约啊，是列强的帮凶，打手、合伙人。
我们基督徒承认这些事实和错误：
当初的传教士激发爱心从事传教工作，却因为人的见识有限，民族主义。急于求成，许多传教士没有预见的不平等条约对中国的伤害，甚至将传教保护条款写进了《中美天津条约》…..

但是，这只是一面的资料，可以说更多的资料被隐瞒：

法国的传教士和政府靠得比较近，在列强争霸的过程，会将当地国家情况、自然环境和人文资料，提供资料给政府，但是法国政府中有一个梅德尔的人也说：我们不要求，也不希望有什么特殊照顾，我们最好一心仰赖天主的上智” 我们最好仰望天主，坚信天的使命，不需要世人的帮助
他们有这种先见之明，不需要要这些条约的保护，我们不需要这些条款的保护。

比如1858年《天津条约》签订后，美国传教士应思礼(Elias Inslee)就感慨地说“况传习（基督教）者，皆系天（上帝）之所使，不须世人怜恤之也。总之，教务一端，不荣议在约内，盖立约之事，人事也，行教之事，天事也”[8]
戴德生在1868年扬州惨案后不求赔偿。1900年中国内地会有58位传教士被杀，还有许多的财产和小孩的死去。国内地会拒绝了清廷对殉道者的物质赔偿[9]。还有许多的传教士鼓励政府退还庚子赔款帮助中国人办学，比如山西的太原大学（现在的山西大学）和清华大学
不是说所有的传教士喜欢条约保护，不是所有的传教士认为列强进入中国，是上帝替他们打开进入中国的门。
许多传教士为了中国贡献其一生，甚至自己和妻子、儿女的生命都死在中国，除了马礼逊、戴德生、林乐知、季雅各（James Gilmour 1841-1891）等人以外，其它殉道者不胜枚举，这种牺牲绝非帝国主义所能有，所愿意的事情。

4、传教士所从事的社会工作简述
传教士并非民间传说的洋和尚，而是踏踏实实地从事社会福利工作：

I、社会福利慈善工作
1）社会上设置禁烟局及社团
反对东印度公司卖鸦片给中国，很多最优秀的人才才成为传教士，写信给国会的议员
后来就禁止卖鸦片给中国了，
席胜魔就是其中的一位办戒烟局的人。

2）设立天足会
天足会完全是出于爱的动机。因为中国妇女当时是裹足的。这和帝国主义的利益没有关系。
1874年，厦门的英国伦敦会麦加温倡议成立厦门戒缠足会。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反缠足组织。
其它还有女工保护部，谋求妇女工人的幸福

3）孤儿院、育婴堂
主要是收留中国丢弃的女婴，孤儿，或者因为饥荒的缘故被遗弃了，有些的活下来了，有些的死了，因为抱进来的时候，就已经快死了，正好给外界的人造谣说教堂残害婴儿。
1914年为止，基督新教办理孤儿院37所，收养孤儿2500多名，这些孤儿有的升入中学或大学，有的留学国外。
另外许多教会设立幼童部，培养儿童德志体的发展

4）收容所
收容灾民，大家看过湖南卫视《血色湘西》长沙的传教士打理孤儿的事情，另外众所周知的南京金陵女子学院在大屠杀中，利用美国身份保护难民的事情。

5)其它社会习俗
同时在社会习俗方面，西方传教士用基督教的道德伦理审视中国的妇女权益问题，宣传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强调婚姻关系中对妇女权益的保护、反对包办婚姻、反纳妾、反一夫多妻、反娼妓及反养家奴等等。

6）还有很多赈灾情况
救助1876-1879年、1888-1889年、1920-1921年北方五省的大旱灾。
写信给本国教会申请款项，现在这些文献还是有案可查的。1878年组织中国赈灾基金委员会
他们这么做的目的，是因为基督在世的时候，也是医病救灾赶鬼，帮助人，所以效法耶稣基督。

II、学校教育
早在十九世纪，传教士已创办高等教育，1835年伯驾在广州设博济医院后设医校，并训练中国助手，1886年孙中山入此学校。
1882年林乐知在伤害办中西书院(后并入东吴大学)及中西女校
丁韪良1850年来华，在话六十多年设同文馆及京师大学堂（北大前身）总教席，为中国设立初中高科学课程和科教实验室。

由于传教士创立的学校老师来自西方大学、经费也是他国内捐助的，清政府不能所以干涉，1900年大学的世俗化比重加重，即中西并重，形成了我国起初的现代化大学体制，并为打破集权体制下垄断的教育具有长远意义。
这些开设的大学有：北平燕京大学、山东齐鲁大学、南京金陵大学、苏州东吴大学、上海沪江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杭州之江文理学院、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广州岭南大学、福州协和文理学院、福州华南女子文理学院、湖北华中大学、湖南湘雅医学院、四川华西协和大学。

到1910年教会学校学生总数已经达到20万人，再加上学校外的教育事工，如主日学、幼儿园、夜校、查经班、职业培训等等，形成巨大的规模。到1926年，全国基督新教教会学校增加到6000余所，其中大学16所、小学5000余所、小学5000余所，共学生30多万人。培养的人才涵盖翻译、外语、法律、医学和工程技术等专门人才[10]。

如果作为帝国主义一部分，应该尽量让中国人更加愚昧，这样好作为廉价的劳动力，一方面提供原材料供应，另外消费工业产品才对，何必费心搞什么大学呢？

III、其它
诸如出版业、西方哲学、社会学和科学技术书籍的传播、对维新运动和孙中山辛亥革命的影响；
教会与中国近代医疗事业的发展
教会与中国科学的发展
教会与中国社会风俗的改良、伦理的更新、完全可以长篇大论的阐述，但是我相信愿意了解历史的，不妨参考我备注的书籍，了解一下，这样你能客观中肯地看待传教士的工作和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
肖遥 编写
2009-3-19


其它参考书籍
1、何光沪 主编： 孙毅 执笔：<基督新教篇>《宗教与当代中国社会》（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5月第一版）
2、苏文峰 著《中国教会史》（网上有下载）
3、曹增友 著《传教士与中国科学》（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年八月第一版）
4、王治心 撰《中国基督教史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4月第一版）

[1] 以下四点的来源是苏文风教授的演讲《中国教会史》（网络视频），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搜索。
[2] 教案的原因很多种，洋人欺负中国人是一种，也有中国人误会传教士收养婴儿是诱拐幼童、剖腹挖心等等。在鲁迅小说里有许多记载。
[3] 参见苏文峰 著：《中国教会史》（基督教学人与义工培训课程，内部资料），也可参考 顾长生 著：《中国基督教简史》（美国 长青文化公司，1999年）
[4] 王怡：《1957年的基督徒右派分子们》（网络下载文件，未刊）
[5] 何光沪 主编： 孙毅 执笔：<基督新教篇>《宗教与当代中国社会》（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5月第一版）页229。
[6] 马礼逊夫人编：《马礼逊回忆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页24，转引用：何光沪 主编： 孙毅 执笔：<基督新教篇>《宗教与当代中国社会》（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5月第一版）页229-230.
[7]参见苏文峰 著：《中国教会史》（基督教学人与义工培训课程，内部资料）页16-17.
[8] 王成勉：《中国官绅反教的原因》，转自苏文峰 著：《中国教会史》（基督教学人与义工培训课程，内部资料）页40
[9] 同上。
[10] 何光沪 主编： 孙毅 执笔：<基督新教篇>《宗教与当代中国社会》（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5月第一版）页229。